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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
王受之,1946年生,美籍华人 [1] ,广州人,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87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现为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2] 。兼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设计学博士生导师 [3] 。担任多年的美国设计教育最高学府———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广东省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加拿大楷硕(CAS)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顾问。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获得者。
他还在美国奥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加州美术学院、南加州建筑学院和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教授设计类课程。设计理论家,曾编有《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等。
2019年9月起任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作为一个美籍华人 [1] ,王受之近年为人所关注的是他针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新鲜发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和王石等大牌地产商的合作,他所着力推行的新居住理念正在得到实践。
从智人钻木取火的那一刻开始,思想者就照亮人类文明的道路。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随后经历90年代房地产异军突起,千禧年之间城镇化速度加剧,2016年供给侧改革,到今年5G发牌,经济列车连续30多年的高速前行,很少人慢下来认真反思:设计的角色、尺度与真正价值。
如果要从设计发展历史中,找到一位活字典式的人物,谁都一定离不开王受之的名字。1946年,他出生于艺术世家,毕业后专攻现代设计历史和理论,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现代设计历史的学者。在80年代,他参与组建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并担任主要负责人。
1988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随后成为美国设计教育权威学府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最出色的华人教授,连续13年、39个学期被选为最受欢迎的理论专业教授。培养的学生,有从通用汽车总设计师,到迪士尼总监,到中国设计大咖。40年教育生涯,王受之硕果累累,撰写的40余本书籍,许多成为中国设计师了解设计史的必读著作。
他从来都不是深居象牙塔的学者,而是长期积极参与中国设计实践的指路人。
1997年,王石在万科发展期间,赴美请教王受之关于现代建筑的规划。随后,王受之助力万科推出国内首个大复式结构楼盘“俊园”、中国房地产标志性建筑“万科第五园”等。万科、融创、龙湖、中信等公司的项目长期得益于他的指导,李嘉诚、王石多年一直聘请他担任顾问。
年过七旬的王受之精神依然矍铄,他积极为中国设计教育奔走,出任三观亚洲设计艺术研修班的学术导师。他说:自己70岁了,深知自己在知识海洋中的渺小,和对设计教育工作的迫切。
当下,正处在一个设计力有无限可能的新起点,我们至少应该翻开王受之这部百科全书。本文是一个历经3次深度采访、5万字原始稿,经过反复打磨、推敲,形成的长篇报道。希望您可以用15分钟安静地阅读,思考在时光淘洗下,哪些东西是可以穿越时间,值得永恒追求的。
去年王受之在一席演讲,谈到设计教育的核心时,他想起之前的一场报告会,讲台上放着一瓶巨大的矿泉水,随即拿来举例:设计大小的拿捏,除了考虑喝水的需求,更应该做到得体和优雅。很快他又自嘲道,现在大家都谈登火星的问题了,谁还谈矿泉水呢。
初识王受之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反差:先是被他写的书吓住,数量之多,包罗建筑、工业、平 面、时装、汽车、娱乐、城市规划、当代艺术......真正了解之后,那种预设的学术距离感,又早已了无踪影。
他所有的著作构筑了一座艺术与设计的“宫殿”,而阅读,就能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校庆期间,王受之主持了一场学术活动,在座的嘉宾多是世界知名的包豪斯专家。他说,无论是大家半天的讨论,还是最后是一位印度学者讲包豪斯对印度的影响,听起来都非常的遥远。
王受之说的总是和我们的当下息息相关,既不艰深,也不遥远。他指出知识宫殿里的每一个角落,告诉我们每一处构造和来历,再教会我们按自己的路线,试着走出去。
时代波折里藏着机会
1946年,王受之在广州出生,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战乱与新生。大历史下,他的成长在一次次波折中与缪斯相伴,从布尔乔亚式的艺术家庭,辗转到了寓教于生活的艺术大院。
如果眼前摊开一张地图,他会先圈出自己家,连新路81号。父亲是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院的音乐老师,妈妈在中山图书馆工作。家对面是1930年代中国第一批民族现代主义经典建筑之一的广州市政府,由林克明设计,那是一个极具传统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群,红墙绿瓦,非壮丽不能形容。市政府的中轴线后面是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还有观音山上的中山纪念碑,市政府对面就是中央公园。
(连新路81号 | 王受之绘)
附近的115号,是一栋居民楼,抗战胜利之后,好多艺术家从流亡归穗,都曾经住在这里,他们是后世留名的大艺术家:杨秋人、阳太阳、庞薰琹、舅舅周令钊。李铁夫住在连新路后面靠近花塔的寓所里,音乐家思聪也在光孝寺里的省力艺专音乐部教书,是王受之父亲的同事,因此也是家中常客。
另一个圈出的地方叫“美利权”冰室,供应极好的冰淇淋,在永汉路上财厅前,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北京路的尽头,一路上有陶陶居、惠如楼、财政厅、动物园(现在的儿童公园)、永汉戏院......永汉路尽头有家咖啡馆,老板是王受之父亲的学生王友健,是一家音乐人自己开的咖啡馆,定期在这里办唱片音乐沙龙,王受之经常被父亲带去。
满座的音乐人,听着黑胶唱机放的古典乐,谈着天南地北的话题。两三岁的王受之经常坐不住,就被带去隔壁的美利权餐厅,买个冰淇淋,坐下来边吃边画画。
艺术之于王受之,也许就是小时候这样的,形象生动的熟悉面孔。
(记忆中的东山建筑和生活 | 王受之绘)
1949年,国共内战火热,美国的马歇尔压住国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给解放军足够时间从苏军手上取得装备,守备人员。那时候的王受之刚刚3岁。家对面的是市政府,突然的某一天就变了模样,顺德的保姆“云姐”牵着3岁多的王受之,在空空如也的国民政府办公里里走走看看。
解放军攻打进城,前后几个月,周围的长辈全都变了模样,教授父亲的洋装换成了灰颜色、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母亲她们烫得很洋气的发型也剪成了短发,因为担心战火的波及,住在连新路85号的祖父和伯父一家去了香港。
父亲继续留在艺专工作,学校改为华南文艺学院,他们的教学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师生都被派去土地改革,接着就是教育界天翻地覆——1953年全国院校调整,整个文艺学院从广州迁到武汉,他们一家按照规定,清理变卖了家里的物资,跟随全校一起搬过去。从挤满了黄包车的大沙头火车站,颠簸几十个小时,从广州到了武昌,搬进了学校教职工生活的艺术大院里。
在武昌组建的新艺术学校是集中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艺术人才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中南音专、中南美专,在一个大院里,除了来自广州的一批知识分子,还有河南河北等地的艺术教授们。
王受之每天跟着父亲听古典音乐,到画室看学生画画,到琴房听学生练琴,看图书馆的外国杂志,旁听外国专家的讲座,还能听关山月、杨秋人、黎雄才、谢功成这些邻居长辈的谈天说地。
这也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王受之的祖父王仁宇学的是机械工程,是中国最早的一代在清末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1946年曾任广东工业专科学校(现华南理工大学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校长,他一辈子喜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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